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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汕歌谣的起源和发展

2014-11-10 16:28 来源:潮汕旅行网 阅读:
导读:潮汕地区在古代属越地,从晋代左思《吴都赋》中津津乐道的“荆艳(艳,歌曲名)楚舞,吴俞(音yu,即歌)越吟”来看,我国南部的声歌乐舞还是很发达的。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,潮汕歌谣的产生和传播都没有文献记载,但客观上看民间歌谣应该是存在的。

  大约五千至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,潮汕大地便已有人类进行渔猎活动,当时应该有简单、原始的歌谣,可惜已无迹可寻。潮汕地区在古代属越地,从晋代左思《吴都赋》中津津乐道的“荆艳(艳,歌曲名)楚舞,吴俞(音yu,即歌)越吟”来看,我国南部的声歌乐舞还是很发达的。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,潮汕歌谣的产生和传播都没有文献记载,但客观上看民间歌谣应该是存在的。

  到宋代,潮汕地区居民的民族构成大致是:汉族居民占了绝大多数,水边有蛋,山里有畲。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汉族歌谣、蛋族歌谣、畲族歌谣并存的局面。

  明清时代是中国民歌大活跃大繁荣的时期。明代中叶以后,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,商品经济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,人民有了更多的娱乐要求;加上李贽、汤显祖等思想家、文学家冲破理学藩篱,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提倡个性解放,通俗文学大为勃兴。在民歌领域,以冯梦龙编的《桂枝儿》、《山歌》为标志,大规模收集整理民歌成了文人的一种时尚。清代采编民歌有了进一步发展,也正是在明清这段时期,潮汕有关文献中才开始有了一些关于民间歌谣的记述。

  “农者每春时,妇子以数直计往田插秧。一老槌大鼓,鼓声一通,群歌竞作,弥日不绝,是曰秧歌。”(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十二《粤歌》条)

  “正月十三日,有善歌者自为侪伍,妆演古人陈迹,迎神街巷,玉箫画鼓,象板银笙,演春天于灯月光辉之下,谓之游春。”(吴颖《潮州风俗考》)

  “当春农时,夫男于田插秧,妇子磕饷,槌鼓踏歌相劝慰,是为秧歌。今俗正月,鸣钟击鼓,演于灯月之下,又谓之闹元宵。一唱三叹,无非儿女之词、情性之感也。然天机所触,衬以土音俚语,弥觉委曲婉转。信口所出,莫不有自然相叶之韵焉。”(清嘉庆《澄海县志》)

  以上各条说的都是汉族地区的民间歌谣,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每当大规模农事活动比如插秧)或节日游乐活动(比如闹元宵),潮汕各地都有群众性的歌谣演唱,并且用锣鼓和统乐相伴以调协节奏。至于歌词,则韵脚自然相叶,衬以土音俚语。

  蛋人亦喜唱歌。“婚夕两舟相合,男歌胜则牵妇女衣过舟也。”(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)

  清代郑昌时《韩江竹枝词》有一首说:“东西弦管暮纷纷,闽粤新腔取次闻。不隔城根衣带水,马头歌调送行云。”下有自注:“新近闽,歌参闽腔,韩江舟户又尚马头调云。”注中说的“韩江舟户”即指蛋家,“马头调”据郑振铎解释就是码头调,也即在商业繁盛之处唱的蛋歌。蛋族以舟为家,因此涉及他们的记述都离不开舟和水。从这些片段材料可以看出他们恋爱结婚时要唱歌比歌。一些蛋户女为生活所迫,只好在商业繁荣的地段招客卖笑,形成乾嘉时韩江边上有名的六篷船风光。而这时,唱歌就成了他们求生的一种手段。

  关于畲歌的记述就更多。许多材料都说畲族婚姻必须先由男女青年节日时对歌求爱,然后再由父母订亲确认。唱歌几乎成了畲族男女恋爱的必经之路。嘉庆《澄海县志》卷六《风俗声歌》条第一次用方志的篇幅记录下七首畲歌。最值得留意的是这七首畲歌全是如《诗经国风》般的往复重沓体。1929年出版的金天民所编《潮歌》将内容分为四大类:一、谣谚;二、讴歌;三、畲歌;四、附录。在畲歌这一部分约140首歌谣中也全部都是往复重沓体。

  随便举出两个例子:

  “日游官路西,踏上松丛斫松栽;呼鸡亦须一把粟,无粟呼鸡不肯来。日洲官路蹊,踏上松丛斫松枝。呼鸡亦须一把粟,无粟呼鸡不到边。”

  “苘蒿花,开黄黄,要好灶下来铺砖。昨夜阿兄阿嫂,喇叭鼓手送入门。苘蒿花,开红红,要好灶下来铺枋。昨夜阿兄阿嫂。喇叭鼓手送入房。”

  畲歌这种重章叠句、往复重沓的结构形式,不但与广东的咸水歌、木鱼歌、蛋歌、客家山歌不同,即使跟全国其它地方的民间歌谣相比,也显得面目不同,可见这正是它形式上最大的特点。

 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,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荡,出现了一次民间歌谣活动的高潮。1918年从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开始,由刘复、沈尹默、周作人等人发起征集歌谣;1920年组织成立歌谣研究会,由沈兼士、周作人任主任。1922年12月17日《歌谣》创刊,在全国高扬起收集歌谣研究歌谣的旗帜。这些人重视民间歌谣,已不是传统意义的“观风俗,知得失”,而是选取了人类学、民俗学、文艺学的全新角度,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,因而相对于明清来说是一种突破,一种超越,正是由于受到他们的影响,潮汕一批新知识分子对本地的民间歌谣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  林醉陶是向《歌谣》投寄潮汕歌谣的第一人,他寄出的歌谣:“渡头溪水七丈深,一尾鲤鱼头戴金。一条丝线钓不起,钓鱼歌儿酵素遇心”发表于1923年3月《歌谣》第十一号。这也许是第一次将潮汕歌谣推介到了全国。紧接着刘声绎、林培访以及海丰的钟敬文都收集、投寄了一批畲歌作品。他们都是关心和热爱潮汕歌谣的先驱。1927年,北大毕业、其时任教于金山中学的丘玉麟编辑、整理、出版了第一部《潮州歌谣》,称得上是筚路褴褛之作。1929年秋出版了金天民的《潮歌》,收歌谣288首。同年(1929年),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会杂志《民俗》分期刊载了昌祚、鸣盛合编的《潮州儿童歌》共18首。此外,1945年林德侯还编出《潮州歌谣》未刊本。以上这一时期可称为潮汕歌谣的初步整理阶段。要办成这件事,单有认识(即认识到民间歌谣的重要意义)不行,还要做很多搜罗遗逸、比较筛选、正音正字的艰苦工作,因而他们的努力格外可贵。

 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,即是第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抗日战争期间,出于宣传和“唤起民众”的需要,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者和革命领导干部,曾经模仿群众喜闻乐见的畲歌形式创作了大批革命歌谣。1927年前后海陆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所写的《咚咚咚,田仔骂田公》最有代表性,成为风靡一时的革命檄文。

  1949年全国解放后,来自社会底层的民间文学受到极大的重视。1958年,大约是受到大跃进时代新民歌运动的激励,丘玉麟在1927年出版《潮州歌谣》、金天民《潮歌》及林德侯稿本的基础上重新筛选整理,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的《潮汕歌谣集》。这是较为准确完善的一个版本,销量很大。其后1959年印行了《揭阳民歌》;1982年又印发行了汕头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,马风、洪潮编辑的《潮州歌谣选》;1985年由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了陈亿绣、陈放编选的《潮州民歌新集》;1987年揭阳民间文学研究地出版了孙涉彦、邵仰东编辑的《潮汕歌谣新注》。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整理和研究工作联步而行。整理方面,从传统歌谣延伸到后期的革命歌谣,在正音正字上下了更大的工夫,对有些歌谣还给以解题和加注;一句话,增加了整理的科学性和内容的可读性。

  随着明清以后大批潮汕人移民到东南亚各地,他们带去了潮汕风习,也带去了潮汕歌谣。每当乡思郁结的时候,海外侨胞唱唱这些儿时起便熟悉的歌谣,从中得到许多的慰藉。1927年丘玉麟编辑的《潮州歌谣》在海外十分畅销,在《再版序言》中说:“敬爱的八百胞,我们谨献上这一小册歌谣以引起诸君的旧梦。”事实上,这些歌谣连同以往传过去的歌谣在省外确实激起很大的回响。新加坡大学辜美高教授说:“潮州歌谣传入东南亚后,广泛地引起潮籍人士的兴趣。民间的文人压抑不伉丽人心创作的冲动,于是遂有拟作、润饰或改编的出现。”

  20世纪30年代《歌谣》上曾经登载了两首由钟敬文搜集的“南洋歌谣”,从形式和语言看,当为潮汕歌谣无疑。这一首说:“心肝卜卜跳,目汁金金掉。又惊番仔(外国老板),又怕虎叫。虎叫还好踮(躲藏),番仔一来,铁棍儿额顶照照。唔合番仔意,生命无半厘!”第二首说:“哀!哀!哀!锄头六斤重,掘下土去跳起来。目汁流流,正知唐山(中国故乡)好境界!”这两首歌谣有很高的史料价值:一方面,它说明海外潮人很早便运用他们熟悉的歌谣形式来倾诉他们的苦情;另一方面,保存了早期潮汕海外移民在异国垦殖饱受剥削压迫的真实纪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潮汕人在侨居国站稳脚跟,有的还发家致富。如有一首出于马来西亚的潮汕歌谣说:“我的汽车大又雅,就是有名马斯里(名牌车名)……”反映出海外潮人的生活内容起了新的变化。

  根据外来资料,我们知道近几十年东南亚的华语电台、报纸、书刊等都传播过潮汕歌谣。1956年泰国新艺出版社出版了史青编辑的《精选潮州歌谣》,1988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出版了由国内马风、洪潮合编的《潮州歌谣选》,1995年新加坡还印行了黄正经的《音译潮州儿歌撷萃》。1990年二月新加坡举行“华族文化月”,其中一项活动便是“潮州儿歌演出会”。据报道有20对男女儿童当场演唱了几十首潮汕儿歌,气氛非常热烈。由此可见潮汕歌谣曾以多种载体在海外流布,发挥了东西方文化交融贯通的作用。

(编辑:admi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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